“在学校那几年，没依没靠的孩子，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，哪一年不来几个？”老李轻描淡写地说，“陈科不是第一个，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。”
2006年，我在河南一所武校读大专。这所武校的规模很大，从小学部一直办到中专部，再加上职业学院（大专）与几个联办的本科班，算是基本完成了教育产业的“大满贯”。职业学院里不论什么专业都得上武术课。我的带班教练老李，是个面相亲善的胖子，刚从武校中学部抽调过来。上课头一天，他就嫌弃我们连个队列都站不好，武术课还没上几天，我就听说系里有四五个同学退了学，哭着让父母接了回去。老李住学生宿舍，就在我隔壁，他爱酒，混熟了之后常找我小酌。这个胖子心直口快，一直对自己调岗的事得意洋洋，觉得是天上掉了馅饼，有时候喝多了，就会说自己在中学部过得不太舒心，远不如现在带我们这些大专生惬意。老李说，小学部和中学部才是武校的“亲儿子”，因为真正的武校生都聚集在那里，“多少双眼睛盯着，教练难做，稍要不慎就要受罚”，“学生年龄又小，教练又当爹又当妈，累得跟犁地的牛似的”。相比之下，联办的本科班是武校从外面抱来的“养子”，学生成年了、志气高、又娇贵，教练打也打不得，骂也骂不得，更难做事。我小心翼翼地问老李：“那我们职业学院算什么？”“你们大专的，最多算个‘私生子’，不用打也不用骂，爱练不练，没人管。”老李笑着说，大专生的年龄已经错过了练武的最佳时间，而且在校时间短，只有2年，“打基本功就要用1年，所以根本练不出来”。我听了倒也不气馁，只是对老李在中学部如何“又当爹又当妈”的经历很好奇。开学还没多久，我就惹上了麻烦。那是一个周末，我去食堂打饭回宿舍的路上，看见宿舍楼后面的空地上围了一圈人。我好奇心重，就兴冲冲地挤了进去。那一圈人都是些半大的“小红孩”，一水的红上衣、黑裤子——据说，“小红孩”这个外号是职业学院里某位学长给起的，专指武校小学部和中学部的学生。当时我们职业学院新创不久，借用中专部的半栋宿舍安置学生，连食堂也一并省去。我们这些大专生只好与一群小红孩同吃同住，但大家泾渭分明，互不往来。挤进了人群我才知道，大家是在围观一个教练体罚学生。体罚在武校里很常见，但听人说是一回事，亲眼见到又是一回事。那个趴在地上的孩子不过十二三岁，双手撑在碎石子上，屁股撅得高高的，一个矮个子教练手握棍子，一棍一棍，又快又狠，落在那个孩子的屁股上。孩子哭急了，眼泪跟落雨一样往下滴，但很快就听不到哭声，只剩下嘶哑的哽咽。打到后头，只要教练的棍子一扬，我的心就跟着提起来，棍子落下去，我的腿就一软，感觉站不稳。围观的学生们只是漠然地看着，连个表情也没有。体罚完毕，那个矮个子教练才发现我，他立即黑了脸，不由分说地指使几个学生将我围了起来，盘问我的教练是哪个？我只好乖乖地报出老李的名字，他脸色稍霁，摆摆手放我走。回到宿舍还没一会儿，老李就闯进来问我是不是惹祸了。我一头雾水，把刚经历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，老李听完摇摇头：“幸好碰上我朋友，不然得把你抬回来。”听他一讲，我这才知道武校里有个不成文的“规矩”：教练训学生，只有同班的学生才有资格看，算长个教训，不许外人围观。如果外人不小心撞见了，只能避过头当作什么也没看见。“教训一下得了，何必打那么狠？”我悻悻地说。老李白我一眼，说今天被罚的那个孩子是个惯偷，“教练不狠狠地打，将来还不要做贼？” 我不服气，说这么大的一个孩子能偷点什么？老李叹口气，给我讲，小红孩们来自天南地北，什么地方的都有。家里有钱的，给孩子的卡里存几千块钱，他们去超市买零食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；家里不富裕的，孩子的卡里就只有饭钱，每天看别人吃香喝辣，一些自制力不强的小孩就动了“第三只手”。之前老李在中学部当教练，这种事情见得多。他说初中生的道德观念尚未成型，胆子大，手脚又快，什么都敢偷——鸡腿、暖壶、练功鞋，有时一组电池都能顺走，转手卖给同学换点零嘴。学校超市的小老板每天都要抓好几个偷东西的孩子，先抽几个嘴巴子，再交给学校的保卫科，查明班级、姓名后，才让教练去领人。“当他教练也丢人！”老李恨铁不成钢，一脸的怒气。临走的时候，老李让我以后不要再多管闲事了，犯不着。他说武校门槛低，什么学生都收，一些半大的孩子学古惑仔，在家连父母都打，这才千方百计送进来。教练严格管教，是为了给父母们一个交待，也是为了自己的良心。老李一边说，还一边叹气：“你们不一样，你们上过高中，参加过高考，有文化、懂事，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。这些孩子有的从小在这儿长大，校门都没出去过几次，哪怕长成小伙子了，脑子里的观念、对人对物的心理，说穿了仍然是个孩子，这是你们理解不了的。”我大专主修汉语专业，班里阴盛阳衰。为了照顾女生，武术课进展缓慢，学了几个月还在练“五步拳”。在我看来，这套拳甚至都不能算拳法，只是一种比较简单的基本功罢了。见隔壁的中专生们整日舞刀弄棒，威风得很，我看得眼热，就央求老李给我“开小灶”。老李吹胡子瞪眼，说要先练好基本功、不能打乱教练组的教学计划。我不死心，整天追着他软磨硬泡，最后他烦得没办法了，说：“你要真想学，我就找个学生教你。”就是在那时，我认识了陈科。一个晚自习后，小操场上，老李给我俩简单地介绍完彼此的姓名就走了。操场上灯光昏暗，我和陈科沉默相对，气氛很尴尬。看着眼前的这个高个子小红孩，我心里有点紧张——他长得像打星邹兆龙，脸颊精瘦，眼神犀利，盯着我的眼神似乎还有点凶狠。 我的脑海迅速闪过武侠小说的情节，犹犹豫豫地问：“我是不是得管你叫师兄？”“依我看，还是叫师叔。”陈科面无表情地说。见我一愣，陈科摸了摸头，“嘿嘿”坏笑：“开玩笑、开玩笑，要是让老李听了，非揍我不可。”——当时，陈科还在读中专，如果我叫他“师叔”，他就和老李平辈了。我也跟着笑，心里绷着的那根弦也松了。那天晚上，陈科问我为什么会来这所武校上学：“是想不开？还是无处可去？”我是稀里糊涂才进了这所武校的——高考填报的志愿全部落空，补录时我又在家里睡大觉，最后抓瞎地填表，被武校的职业学院录取了。我反问陈科：“你在这里待了几年？”“熬两年就好，熬两年就习惯了。”陈科并没有理会我的问题。那天晚上，陈科教了我半套“七星拳”，还有几招“边腿”，我们一直练到凌晨。“你看这七星拳，一套打下来要多漂亮有多漂亮，但要真的和人打起来，那也是真的不顶用。”陈科似笑非笑地说。我一直怀疑传统武术的实战性，便问陈科有没有打过架。他摇摇头，说学校里管得严，没人敢打架。“校外呢？就没个能动手的冤家？”陈科又摇头，说学校里有超市，他平常很少到外面去。我说窝在学校里没劲，陈科“嘿嘿”傻笑：“习惯了嘛，习惯了就好。”准确地说，陈科是个“五专生”——就是从武校的小学部一路升到中学部，再读5年专科才能毕业。在众多的小红孩里，从小就在这里习武的陈科算得上是“根正苗红”。说来也巧，陈科的老家在闽北，我的老家在浙南，两地相隔不到一百公里，连方言的口音也相近。这层“老乡”关系，让我们更加亲近了，混熟以后，我很喜欢找陈科聊天，他为人直接、真诚——这也是很多小红孩共有的优点，他们成长的环境单纯，与外面的社会接触不多。平时陈科的课不多，一得空儿，他就会溜进我们大专的教室，搬张椅子和我凑在一起听课。毕竟是新创的职业学院，学风不错，老师们也年轻、热情，并不反感他蹭课。有不少老师曾经派驻过海外的孔子学院，阅历丰富，经常会给我们讲一些海外的见闻。这是陈科的最爱，他总能找机会凑到前排，听得津津有味，下课都舍不得走，以至于他的教练会时不时地过来“逮人”。一位曾经留学日本的女老师，一直在利用课余时间组织我们学习日语。陈科也跟着买了一本《新标准日本语》，整天对着五十音图“咿呀咿呀”地念。我对学日语没兴趣，便揶揄陈科是不是AV看得不过瘾，打算深入研究？没想到，陈科一脸懵懂地问我：“什么是AV？”我感到有些尴尬，赶紧打个哈哈搪塞了过去。相处久了，我越来越觉得陈科和我们不一样。陈科总在学校里走来走去，他的腿捋得笔直，目不转睛地直视前方，双手以一个固定频率摆动，像是在梦游。有几次我偷偷跟上他，穿过一排排宿舍，走过一栋栋教学楼，绕着校区里的小山头再转一圈，结果还是在学校里。“学校真大呀。”直到我说话，陈科才察觉到我的存在，然后茫然地看看我，嘟嘟囔囔地胡乱搭几句话，脚步也没有停下。陈科的毛病挺多，最烦人的是卫生习惯不好，一套夏装连穿好几天，身上总带着一股怪味。他来我的宿舍串门，室友捂着鼻子不愿挨他坐，我对陈科提过一次，他低头抿紧了嘴，闷声说再也不来了。后来，不知道老李从哪里听说了这件事，训了我的室友，说同学之间应该互相帮助，哪有嫌弃的道理。老李说，陈科天天洗澡，只是不爱洗衣服，武校的小学部配备了生活老师，多少能让他保持衣物整洁，后来没了生活老师，也没人教他。陈科肆意生长，但他不抽烟、不喝酒、没有手机，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。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，他研究了一番，得出结论：“你这VCD挺高级，还带屏幕。”那时还没有智能手机，MP4正流行，我随大流买了一个，就把旧的MP3送给了陈科。他如获至宝，挂上耳机一听就是两三个小时。我问陈科喜欢听谁的歌：“周杰伦的？还是林俊杰的？周末可以去网吧下载。”陈科摇摇头，说他不知道歌手的名字，只知道怎么哼。我让他随便哼几首，他扭捏了一下，然后不好意思地轻声哼唱起来——是毛宁的《涛声依旧》。入学后的一个寒假临近，我火急火燎地跑去车票代售点，排五六个小时的队抢回家的车票。陈科则是该干嘛就干嘛，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。直到开学了我才知道，陈科没有回家过年。当时，武校的新校区刚盖好，几栋主体建筑投入了使用，但周边多半都是开发建设中的荒地，时不时能听到开工的鞭炮声，还有挖土机和运砖的拖拉机来来去去。寒假期间，学校宿舍不让留人，陈科就去校内的工地毛遂自荐，得到了一份劈砖抹灰的工作。他吃住都在工地上，一毛钱都没花。等我上了大二，陈科已经攒下上万块，经常带我去吃小食堂的炒菜，比较贵的鲤鱼、酥肉、菌菇汤，一个不落，豪爽极了。“你有闲钱就买个手机，与家里人联系也方便。”我说。陈科白我一眼：“不该问的别问。”接着，他就气呼呼地离开了，留下一脸莫名其妙的我——虽然关系亲近，但他的事我知道的确实不多。他却先发现了我的秘密。那时候，每个周三都是我的“大日子”，总有信寄到武校。信是高中女同桌写的，高中毕业后我们约定用信件保持联系，每周写两到三封，坚持了很长时间。偶尔她会在信封里放几张近照，当作小小的惊喜。每次我拿到信，总会先掂一掂，捏一捏，看里面是否夹了相纸。一旦摸到硬邦邦的方形轮廓，我的心就“突突”直跳，甩头就往宿舍赶。到了宿舍就急忙展开信，先粗略浏览一遍内容，接着会花一两个小时对着同桌的照片傻笑。陈科仿佛能提前预知似的，总会趁着这个时候贼兮兮地凑过来。他像个跟屁虫似的，一会儿探头看信，一会儿又仔细端详那几张相片，甩也甩不开。“女朋友啊？”他瓮声瓮气地问，光是偷看还不过瘾，居然还伸手去摸相片。“看什么看，反正不是你女朋友。”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把相片捧在怀里。大概是觉得失了面子，陈科竟贴过来，在我怀里胡乱地掏，像是铁了心要把照片夺过去。我有些恼了，想起老李前几天教的“小擒拿”，没多想就出手去抓陈科的手腕，可还没等我抓住，陈科早就捏住了我的指骨迅速往外一翻，疼得我龇牙咧嘴的，顿时松了手里的照片。陈科得意洋洋地冲我挥手，我气极了，可知道自己远不是他的对手，只好蒙起被子装死。陈科自觉无趣，就离开了。没多久，女同桌的信越来越少，那些绵绵的情话逐渐变成了平常的问候，直到她在一封信中说自己认识了一个善良、阳光的男孩，我就知道，这段满怀期待的日子已经过去了。那几天我失魂落魄，吃什么都没滋味儿，连教室也不想去，连旷了两天的课。一个傍晚，我早早躺在床上，陈科忽然钻进宿舍，问我怎么不上课：“老李正教阴手棍呢！”因为抢照片的事，我和陈科已经有一个多月没说话了。我有气无力地“嗯呐”几声敷衍他，陈科对我一挥手：“走，带你去个好地方。”男生结怨简单，解怨也容易，听了他这句话，我竟迷迷糊糊地跟了过去。陈科带我穿过热闹的小操场，绕过小通道，越走人越少。再钻过一片断壁残垣，我们的眼前就出现了一大片荒地。周遭安静极了，听不到半点人声，只有夏蝉一阵阵地鸣叫。我们的脚下还有一个小小的水潭，水质混浊，不知道里面有没有鱼。“咱们还在学校里？”我好奇地打量着四周，远处的确是灰蒙蒙的校墙，又高又耸。如果想翻出去，即使是高个子也得费把力气。陈科点点头：“算是吧，这里是校产，应该是给驾校预备的练车的地方。喏，池子里还有些蝌蚪，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过来看看。”我惊叹——武校居然还要办这么大一个驾校？陈科嘿嘿地笑，说我不知道的事多了去，比如：大专班的10来个教练，在校时间比他这个小红孩长的还真没几个。那天晚上，陈科一遍又一遍地跟我道歉，说他抢夺东西实在是因为觉得新鲜——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别人的信，也从来没有给别人写过信。我趁机问他家里的事，他支支吾吾的，说他母亲工作忙、家务多，没什么时间。“等我毕业了，妈妈就来接我回去。”陈科望向远处，眼神闪烁。我扳开指头算，陈科在这所武校读了4年小学、3年初中，再加上以后读5年专科，加起来有12年了。陈科说，他曾在福建老家上过两年小学。我问他为什么不继续上，家里人接送也方便。陈科低下头不再看我，沉默了片刻，忽然赌气似的说，其实他早就知道母亲已经再婚了，而他只是一个“拖油瓶”。一开始，陈科被母亲送到闽北的一家寄宿学校读书，离家不远，没几天他就偷偷搭车回了家。母亲大伤脑筋，又把他送到了这个千里之外的武校。头几年，母亲还常常过来看他，之后就慢慢地淡出了他的生活，除了按时缴纳学费，几乎不再现身。“你爸呢？”这话一出口，我就觉得不妥。陈科却比我想象中要平静，他说在他模糊的记忆中，父亲是个游手好闲的小流氓，已经“人间蒸发了”。陈科絮絮叨叨地说：“习惯之后其实也不算什么，我在这儿过得挺舒服的。过几天，小食堂的胖厨师还要请我喝喜酒嘞，我刚来的时候，胖子还只能打打下手，现在人家都当上大厨、娶媳妇了。”平日里，陈科总说他喜欢练武，对学校也相当满意。但直到这个晚上我明白那都是胡扯——与其说陈科喜欢武术，不如说，他除了武术一无所有。陈科又像是在为母亲辩解：“你看，我去逛少林寺不用买票。边门溜进去，一路到后院，查票的和尚我熟，从不拦我。”我听着有些心酸，不知该说什么，便把口袋里的一摞信一股脑地丢进了水塘里。这些信是我一封封攒起来的，带在身上已经有一个多月了。陈科惊诧地望着我，不明白我在干什么。“过好自己的就好，不用管别人嘛，你说呢？”我说。陈科点点头，盯着小水塘发呆：“以前妈妈来看过我几次，带了许多玩具，奥特曼、变形金刚什么的。其实我挺喜欢那个变形金刚的，看起来不便宜，但我从来不玩，统统埋到这里。”陈科语气平静，我拍拍他的肩膀。那天晚上，我俩在小水潭边一直坐到半夜才回去。2007年的冬天，天气比往年冷得多。一个周六，我早早钻进被窝，老李敲门进来，说有人找我喝酒。和教练们喝酒，半斤白酒只能润润嗓，我可应付不来。我说：“要喝酒找3楼的李连杰，他酒量好。”武校学生的名字总是很有趣，“刘连杰”、“胡子丹”……总和一些打星沾边。我们学生宿舍3楼有个中专生，恰好姓李，父母给他取一个“连杰”的名字似乎是天经地义的。这个李连杰是出了名的“酒坛子”，寻常人根本喝不过他。“就你屁话多，滚过来。”老李瞪我一眼，不耐烦地招招手。等我探头进到隔壁的时候，发现有个穿着蓝色的羽绒夹克的男人坐在里面。尽管他头上的鸭舌帽压得低低的，我却一眼看出，他是带了陈科好几年的教练“飞哥”。“小陈逃跑了。”飞哥的嗓音很沙哑。我“啊”了一声，连自己都觉得这个反应过于平淡，像是早就知道了一样——陈科私自离校，其实早有预兆，那几天他一直对我说，“想出去闯闯，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”。“他怎么不跟我提前道个别？！”飞哥咬牙切齿地说。我说走了也好，这地方能熬死个人。飞哥看了我一眼，自顾自地喝酒，跟喝白开水似的，一杯又一杯。我问飞哥，他身为陈科的教练会不会因此受罚？因为下周就要“大点名”了——上万人的武校，条件艰苦，逃跑的学生并不少。每个学期，总有几次全校大点名，如果校方发现学生私自离校，相应的带班教练，轻则罚款扣奖金，重则停职开除。飞哥冲我摆手，表示不在乎这个。“是我的错。”飞哥闷闷地喝了杯酒，红着眼睛说，“前几天他妈妈给我打电话，说小陈快毕业了，她不能来接他，问我有没有门路让小陈留校，或是出去安排个工作。翻来覆去，无非是说她能力有限，希望小陈自谋出路。我跟小陈提了一句，他就明白了。”我的心里有些抽动。在这个房间里，没人比我更清楚陈科的境遇：他一直在等毕业那天母亲来武校接他回家，现在期望变成失望，也许，哪怕在这里多留一天，对他来说都是一种折磨。我抓起杯子灌酒，辣出了一脸的眼泪。“妈的，搞得老子真难受。”飞哥骂了几句，低头抹眼睛。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，与外头的吵闹相比，似乎是两个世界。第二天，陈科给我打来电话，说他去了洛阳，打算玩一段时间，还让我代他向飞哥道歉。我给飞哥报信，飞哥点点头，算是原谅了陈科。后来，我和陈科用QQ保持联系。不过陈科不喜欢电子产品，打字对他来说是个辛苦活儿。他也不爱打电话，说隔得太远，有些话说不出口。离开武校之后，陈科开始找工作，但那些工作都不算稳定。他先在湖北学电工，后来又在江苏的一家餐馆当学徒，总是干不了多久便卷铺盖逃走，天南海北地飘。有时，我在网上给他乱出主意：“你就回来报个教练培训班得了，功夫底子还在，也不用东奔西跑。”“滚蛋。”他只回复了一句，就匆匆下线了。陈科离开了，但他说得没错，一旦习惯了武校的生活，时间就跟拧开的水龙头放出的水一样，“哗哗”流过。我毕业的时候，陈科给我打了一次电话，说他得到一位师兄的引荐，给江苏的一个大老板当保镖，薪水很丰厚。“社会上不比学校，鱼龙混杂，一定要有戒备心。”虽然那时的陈科已经成熟多了，我还是忍不住叮嘱。陈科在那边哈哈大笑：“我身上能有什么让人惦记的东西呢？”2018年中秋，陈科回过一次家。他选择在浙江落地，正好顺道看我，然后我可以第二天上午开车送他去福建老家。多年未见，陈科留了个油光发亮的大背头，留起了络腮胡，西装革履的，颇有成功人士的风范。不过在回家的路上，他脸色阴沉，一言不发，像是要去赴死。“头一次回去？”我试探地问。陈科点点头，眼神飘来荡去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到了陈科的老家已是中午，我们直接去酒店——他母亲说备好了一桌酒席在等我们。见面时，我仔细打量了陈科的母亲几次——她穿金戴银，化了妆，还留着洋气的“泡面烫”，显然生活优渥、富足。她说话中气十足，是个很有主见的女人。来之前，我已经准备好了，打算找机会把陈科这些年的事完完整整地说给他母亲听，或许能让他们的关系出现些许转机呢？在我的想象中，见面的时候陈科的母亲多少要掉几滴眼泪，说些无可奈何、无法向旁人倾诉的心酸给儿子听。可她只是坐在那里，用筷子夹起饭菜，送入口中，慢慢地咀嚼，好像这餐饭只是和两个陌生男人拼桌。我只好把涌到喉头的话又咽了回去。那顿饭大家吃得并不愉快，席间，他们母子几乎不说话。我讪讪地坐在旁边，像个大灯泡。下午，陈科跟着母亲去了一趟村委会——陈科的户籍还在老家，每年村里都有一份田租与分红留给他。他名下有几分水田，那些田地马上就要改建了，陈科这次回家就是为了签字确权，把所有利益转给母亲，将来也无须赡养。不知这个条件是谁提出来的，陈科接受了。我留在酒店里等，陈科签完字很快就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箱海鲜干货，说是他母亲准备的。“回去吧。”他说话有气无力的，像是已经筋疲力尽了。“这就回去了？”我简直有点不敢相信——我知道陈科有两个同母异父的弟弟，我以为他们会见上一面，最起码，他母亲也要客套几句邀他回家看看吧？哪怕只是喝一口茶呢。离开老家，一路上陈科一直看向窗外，很平静。我开始聊起工作上的事，他才从沉默中挣脱出来，打开了话匣子。陈科说老板待他很好，有时候去外地出差赶上饭点，会叫他同桌吃饭，这在“保镖圈”里是很少见的。他的工作不忙，除了出差时给老板“撑场面”，平时和保姆没两样——老板的儿子是个宅男，以前在上海读大学，吃惯了上海的早餐，总托陈科去买，陈科只好在凌晨出发去上海，来回两百多公里。“其实小老板人也挺不错，总是‘陈哥陈哥’的叫，没什么富二代的架子，就是脸越来越圆了。”小陈笑着说，“饭量渐长，早餐都要吃三人份的。”只有在说到工作的时候，我才能找回陈科曾经的影子。他笑起来就没心没肺的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线。说起来，武校学生的出路其实并不多。偶有特别拔尖的，能进内卫；稍次一些的，也有大名鼎鼎的“雪豹突击队”可选。不过这样的尖子一年也出不了几个，绝大多数的武校毕业生仍过着普通人的日子。要么回家种地，要么出去打工，如果能入武行做特技演员，或是给富商当保镖，算是很不错的出路了。说到底，要想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过上好日子，最后还得靠脑子。老李就是个很好的例子，他早早辞了职，回家乡办了一个健身馆，附带教一些自由搏击和防身术，据说挣了不少钱。他又拉了几位武校的教练去帮忙，摊子越铺越大，他反倒清闲了，隔三差五就带着妻儿外出旅游。2019年，老李晃到了浙江，我在家乡的酒楼为他接风。老李看我一眼，忽然提起了陈科，说打听到他的消息了。他说，陈科去了上海，先是联系上了当地的校友会，后来进了一家健身房当教练，傍上了一位富家千金，现在都开豪车了。“那小子倒也不笨。”老李感叹。我说不对，陈科在给江苏老板当保镖。“哦？那也许……不是他吧，反正也姓陈，南方人，在学校待了好些年。”老李眯了眯眼睛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。我说天底下还有第二个陈科不成？“怎么没有，我见多了，在学校那几年，没依没靠的孩子，一年到头也回不了家的，哪一年不来几个？”老李轻描淡写地说，“陈科不是第一个，肯定也不是最后一个。”2019年年中，我去河南出差，公务打点完毕之后居然空了一天，便动了心思，想去武校转一转。13年过去了，市区里多了些华丽的住宅，武校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整个校区翻新了，道路改建了，练功场铺了平整的硬化地面，不再是雨天一脚泥、晴天满腿灰的黄泥坑了。我找到记忆中的那座校舍，看了门口的通告才知道，专科班已经独立建制，搬到了更新的校区，不再与小红孩们一同生活了。我在校区里转来转去，终于转到了当年给驾校预留的那片荒地。陈科当年的这个“秘密地点”，杂草丛生的水洼已经被填平，铺上水泥，贴了漂亮的彩砖。我站在那儿给陈科拨通了电话。我说我在学校，陈科“啊”了几声，我又重复了两次，他仍旧听不清。我说我在学校呢，这一次他听清了，应了一声，接着就是沉默。“学校有什么变化没有？”缓了一会儿，陈科问我。“没有。”“一点儿变化也没有？”他似乎不太相信。“没有，跟以前一模一样。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。“那就好，那就好。”陈科淡淡地说。我问陈科什么时候回来看看，他低下了声音，说：“你帮我看看吧，我不回去。”放下电话，我有些怅然若失。其实我一直想跟陈科谈谈这个“秘密地点”，谈谈那些他埋藏的玩具。但我终究没有开口，也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我觉得玩具就在我的脚下，就埋在水泥地里，或许30公分，或许50公分，又或许在多年以前，它们被筑路的工人掘了出来，不知道随手丢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时光匆匆，当年的一切都被更新的事物掩盖了。还是让那些重要或是不重要的东西，统统埋在这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吧。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，并享有独家版权。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【转载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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